很多人不是真正去发现经济学知识，很少去做研究，而是为政府部门出主意。
可能我对中国当时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但问题是，我的观点在后来却成为大家达成的共识，你说这是批评还是赞扬？我从1998年开始讲FDI存在负面因素的观点，那时这样的看法在国内认知度是很低的，然而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自己都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开始讲没有本地创新、本地企业缺乏竞争力，对外资优惠过多对本土企业发展形成制约，这是我十年以前就讲的问题。但是有些东西你是不是非得知道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是不是有些东西都要知道才能做出正确判断？这是第一点。
制度——主要是经济制度，但政治制度也很重要——对一个国家能不能经济起飞，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特色不足恃 经济观察报：现在很明显，在怎么看中国的问题上差异很大，一种观点认为它危机四伏，是泥足巨人。两边都谈了之后，特别有意思的是，双方好像描述的是两个国家，虽然它们在同一个城市做同一个项目。我们的谈话就从他的这项实践以及他研究问题时的方法论开始。现在奥巴马讲话从来不提GDP，他提的是就业。
于是在同我们的谈话中，他争辩了上个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是如何不妥，争辩了如何重新认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也争辩了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政府采用的经济刺激手段和扩大内需方法。他出生于一个红色世家。陈志武：我们确实需要补金融这门课。
在中国，历来就存在着靠迷信来看待事情的倾向，在中国文化中，在文学作品中，围绕那些不能够理解的、但是又影响人们生活的各种现象，人们提出各种各样没有经过验证、也没有经过实证数据推敲的理论，用牛鬼蛇神解释很多事情。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是破坏性的，同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创新能力也是非常负面的。中国经济时报：从你的文章里，我感觉到了来自上世纪８０年代的气息。在美国是没有这样的制度的，所以也就没有外汇储备不断膨胀的问题。
但是我们有理由为以后担心。但是有了股市，像盖茨、戴尔等年轻人，二十来岁就成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过去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不是一件好事。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很多的时候，我都是以那个时期形成的价值观为参照系来展开思考的。金融在缩小这种差距方面起到很大的帮助。
应由企业自己做出选择，允许企业、家庭把人民币财富换成外汇。德克萨斯州一位很有名的参议员一直强烈反对取消高利贷公司，他为什么这样呢？原来他母亲有１２个孩子，那时很穷，父亲去世早，他的母亲就是依靠这类公司贷款使他们一家住上了房子，供孩子上学，如果当时这类公司被监管掉了，他的母亲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虽然这个现象让人很失望，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应对危机，我们不得不采取很多刺激措施。
但这又开始让人们担心经济模式转型是否被延误。过去十年，对国企的投资是对民企投资的３．５倍左右，但在就业方面，民企每年都在创造５００万个就业机会，而在过去十年里面，国有经济平均每年损失掉１００万个就业机会，甚至在１９９８年的时候损失了２０００万的就业岗位，在２００７年的时候，继续损失了１００万的就业岗位。
面对危机，有时我们显得过于乐观。这说明五四运动推崇的赛先生，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
对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如果有更多的金融产品，像最近几天银监会推出的在五个大城市进行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就是非常好的一步，这可以使中低收入子女在成长期间，可以与有钱人家的子女看齐。我们知道，美国教育制度很重视创新。上世纪８０年代，当时外汇太少，需要强制结汇。你是金融教授，刚出版了《金融的逻辑》，虽然也常回国，但毕竟是在美国任教，所以大家希望多听听你的看法。请来的教授，一与日本沾边，就有很高的溢价，过了几年，当我回到耶鲁当教授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再谈日本了。我们的知识分子、意见领袖要超脱一些。
■时报专访■本报记者 张剑荆 李雨谦危机有时也是一种恩赐。在金融问题上就是这样。
对于这种现象，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自然感到高兴。我虽然不希望大家都像我一样冷静，但也不要过于受短期乐观和悲观情绪的影响。
短短几个月，释放出这么多的流动性，能上的项目上，不能上的项目也在上。但是，对于坊间流行的金融阴谋论，陈志武则高兴不起来，他说，阴谋论之类的东西，看起来很过瘾，但其实它就是一种迷信。
你在美国金融学界浸润有年，而且也有金融实务的经验，你如何看美国的金融体系？陈志武：千万别小看美国社会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因为在过去一百多年，每次危机过后十年，金融资产总量就会翻一倍还多，这些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社会架构非常自洽的结果，多次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在不断上升。你如何看金融监管？陈志武：经过了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过去那种依赖投资、依赖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了，以后再靠这种方式实现持续增长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金融对社会更广大的影响、贡献到底是什么？所发挥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这些都是以前很少谈的问题。在中国，谈到要不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时候，一般人本能的反应就是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就是要那些有钱的金融家、金融企业赚钱变得更为困难，但实际上，加强金融监管对老百姓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损害更大。
让个人、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要比国家主权基金在海外投资的政治压力小得多。另外，也要允许哪怕是单向的开放资本账户，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外汇储备的压力。
１９７７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上大学的人，都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对国家的前程进行了艰苦的思考，充满了担忧。在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所做的贡献是非常核心的。
实际上，金融对于社会，尤其是对中低收入家庭所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这次金融危机带给中国最大的代价，不是具体的经济上的损失，更多的是对经济模式理解上的误区。
但是金融阴谋论在很广泛的范围内受到追捧，是一个理性社会、强调逻辑思维的社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对于金融监管的看法不应该与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瓶颈状态这样的环境脱离开来，不应脱离开拐点谈论金融监管。也就是说，国有经济在就业这个方面是负贡献。如果不放松管制，中国培养自身金融竞争力的前景就不会太好，让中国金融行业增加竞争力的办法就是放开。
所以，中国没必要要求所有企业都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进行结汇。政府的开支，会比现在的３０％的比例更高。
如果中国经济真的要持续增长，要降低对国际出口市场的严重依赖，使得中国经济依赖自身需求来增长的话，别无选择，必须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放松管制，而不是强化管制。如何使用外汇储备中国经济时报：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２２０００亿美元，对于如何使用这些钱，有很多建议。
为什么西方能够兴起？为什么土耳其、印度和中国落后了？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金融逻辑。这位在金融领域已经卓然有成的耶鲁终身教授来自湖南乡间，最近几年，经常回国讲学，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籍，因为有了金融学家的视角，而使看似平常的历史、政治和经济问题获得了新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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